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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謇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与贡献
时间: 2019-03-04     次数: 597     作者: 沈付君

 

张謇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与贡献

 

□ 沈付君

 

 

十九世纪末,时值甲午战争中国战败,张謇对当时的政治改革彻底失去期望,遂投身实业和教育。在经营实业的同时,张謇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,以经营实业所获盈余之一部和劝募所得,在本地先后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、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和十余所职业学校以及图书馆、剧场、医院等;其中纺织学校、农业学校和医学学校后来三校扩充为专科,1920年又合并为南通大学。在外地,由张謇倡议或资助而设立的学校有:吴淞商船学校、水产专门学校、中国公学、复旦学院、南京高等师范、金陵文正书院西学堂等。

辛亥革命后,南京临时政府成立,张被任为实业总长,后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。1915年,因不满袁世凯公然恢复帝制,辞职南归。返乡后继续从事实业、教育和地方自治事业,均获得可观的进展。

一、普及国民教育

张謇对国民教育十分重视,在兴办实业的同时,他亲历亲为,投身国民教育。在清光绪年间就联合海、通、泰、如四地合习乐舞,邀请湖南浏阳乐舞师,教授音乐舞蹈。后来创办通州师范学校,教授孔子学说。他还创办了盲哑学堂,开创了特殊人群教育的先河。他多方筹措资金,在南通兴建南通图书馆、南通博物苑等国文、国史教育机构,并亲自部署学生的暑期讲习会安排,亲自参与南通教育年鉴编撰。他千方百计多方呼吁政府重视教育、投资教育、动员国民积极主动投身国民教育,为南通地区乃至整个江苏崇尚教育的浓厚氛围打下了根基。

张謇办学过程具有逻辑性和科学性。他率先创办了蒙养学堂,即如今的幼儿园,接着又改良初等小学教育以及中学堂、大学堂。创立通州师范学校是他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,为此他为通州师范校第一次本科实习教授评案作序。辛亥革命成功后,他倍感加强国民教育的必要性,认为国民教育之不可无师,乃设师范学校,女子教育之不可无师,更设女子师范,并竭力倡导“师范中必立一小学校,为师范生实践教授之地”,而且在最终一学期必须到附属小学实习教育,实习之前必须有实习方案,实习结束后必须有实习阶段的评价,这一方法,得到了海内外教育家的一致嘉许,从而为师范生的教学和实践搭建了一个完整的平台。

张謇办学严格,治学严谨。他在金陵文正书院西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,每个学生都要在每月的月终进行一次测试,三个月一小考、六个月一大考,优者记功奖赏、劣者记过示罚,并给每名学生都备有日记册、功过簿,月终汇核分送诸生父兄鉴阅。在章程中,还规定所有学生“中途退学概不退还学费”。

张謇在实业繁忙的情况下,仍以“眷眷之心”关注教育,尤其是对小学教育,他在民国十一年的《师范附属小学二十周年纪念演说》中情真意切地说:“小学生犹苗蘖也,小学校犹苗圃也;培护径寸之茎,使之盈尺及丈成有用之才。”

关于教育的目的意义,张謇认为,教育的最初目的是“开民智”。“以教为育便是干涉而非放任”,对国民采取放任态度,就会导致国民趋向野蛮,而对国民教育采取干涉的态度,就能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。他形象地从实业家角度剖析了对国民教育采取干涉措施的必要性,他说:“生铁之必数练而为钢也,生棉之必层制而为布也,此干涉之大义”。同时,他还通过访问西方国家汲取先进的教育方法和经验,抨击了当时一些绝对自由思潮对国民教育的负面影响。认为即使西方着名的教育家也认为“不服从规则不能自由,真自由以法律整理”。当时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背景下,他以十九世纪中期的日本和菲律宾为例:这两个国家在面对西方殖民统治、国家即将灭亡的情况下,在国外的有志之士纷纷回国效力,充分说明其国民教育取得了显着成功。张謇强调,教育的目的就是提高国民的民智程度,就是积微为着,积小为大,就是激励广大民众的志气,就是要像战国时期越王勾践那样具有“屈身尝胆、抱冰附火之精神”。在通州师范附属小学演说时,他阐明了教育的最终目标是“教之以其道乃不误入歧途”。

二、创建师范学校

在南通地区域内外构建较为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之后,张謇在创办的所有蒙养学堂、小学堂、中学堂以及大学堂中,对师范学校倾注的心血最多。他在为通州师范学校所作的《师范生年假演说》《论国文示师范诸生》等演说中,对创办师范学校的重要性进行了较全面而深刻的诠释。

关于师范学科教育,张謇认为师范的应有之义是“范者法也,学为人师而不可不法不模。”从而为师范学科的办学宗旨和师范生价值取向进行了准确定位。在通州师范学校开学典礼上,把师范学校的落成之日标志为“普及国民教育造端第一日”。在当时中国之国势衰弱、国望亏损每况愈下的形势下,他深刻认识到“以我中国黄帝尧舜神明之胄退化不振猥处人下”的民族危机,进而大声疾呼:“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,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兴,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,故立学校则从小学始,尤须先从师范始。”并把“忠实不欺、坚苦自立”确定为通州师范学校的校训。他要求学校严格管理和关爱学生,所有师生应做到“相劝以勤学、相规以饬行,相爱以合群”,才能达到“私德修而公德进”的境界,从而为该校树立了“规则锐厉”的外在形象。时隔五年后,张謇再次在师范学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,认为“教育为实业之母,师范为教育之母。”清晰阐明了教育与实业的关系、师范与教育的关系以及教育在所有职业中的地位作用、师范在所有教育类学科中的地位作用。他多次到师范学校演说,纵论古今中外为国家最为倚重的人才,就是“明公理、修公德”的人,就是“有礼法、不苟闲”的人,就是成就一番事业的人。要求学生加强知识积累,多读书、多请教,不要轻易发表议论,以致贻笑大方。他还以诸葛亮告诫儿子的一席话激励学生:“才须学也,学须静也,非学无以广才,非静无以成学。”谆谆教诲之中,对莘莘学子寄予了殷切希望。在《论严格教育旨趣书》中,他认为“军队无放任,学校无放任,此今日世界各共和国之通例。”要求学校严格加强教学管理,如果学校放任学生,老师就不能真心实意倾心教学;如果老师不能倾力教学,学校就会衰败。他甚至把这一现象上升到“国患”的高度,足见其对师范教育的重视。针对极少数学生散布负面言论的现象,他要求“凡教之道,以严为轨,凡学之道,以静为轨,有害群者去之,无姑息焉。”坚决清除少数害群之马,使学校始终运行在严格规范的轨道。他同样对师范学校的老师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:“师道贵严,中外同轨”。关于师生关系,他认为:“学之道,严师为难师,严然后道尊,道尊然后人知敬学”,从而确立了“严”字当头、教学相长的办学模式。

在通州师范学校第十届本科毕业典礼上,他提醒即将毕业走向三尺讲台的学生们提出了“严以修身,宽以待人”的期望,告诫这些学生在从师执教过程中要防止“偶有不慎,人且轻侮之、驳诘之”,抨击那些“随波逐流、趋炎附势”之徒;对该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“今日能守、异日能行”的师范生深感欣慰,认为实现了他创办师范学校的初衷,也是培养师范生必须的最终硕果。

三、重视国学修养

张謇把国学教育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。他认为,国学是“图国家强立之基,肇国民普及之教育”。因而,在国学教育的内容方面,他突出抓好学生的“国家思想、实业知识、武备精神”三个方面的教育,其中“武备精神”实际包含军事、体育两项内容。他站在实业家、教育家的高度,认为“不通贯国文,即不适用于实业”,以一个实业成功者的亲身经历,论证了抓教育,特别是抓国文教育,是一项基础性工程。

为了纠正全国文字读音不一致的现象,民国二年,张謇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伯唐写信,要求统一国文读音,具体方法是编辑小学国文教科书时,将字母拼法列入卷首,并在师范学校中引进通晓音韵字母的教学人才,编撰“国音字书”,作为全国范围内朗诵国文的参考书籍。

关于国文教育的目的、宗旨和方法。张謇在民国七年所作的《尊孔子第一次演说》中,批判了社会上和官场上一些“道德凌夷、纲纪废坠、寡廉鲜耻、利禄熏心”等现象,主张国文教育要使广大民众确立“忠则不二、信则不欺、笃则不妄、敬则不偷”的行为准则,在社会生活和人生进程中能够“谨行为、尽人道”。甚至提出从小学时期,就应该对儿童教学“四书”,使他们从孩提时代就知道崇尚仰慕孔孟之道,使他们长大成人后就深知为人之道。他高度赞美国文,认为国文是国粹。还认为,国民中如果精通国文,就能够做到“切事切理”,批判了一些人“实业有用,不必人人能为国粹之文”的谬论,要求每名师范生要达到一种境界,就是“说一事使人了然首尾,说一理使人了然眉目,说一境使人如到其境,说一物使人如见其物。”

在《论国文示师范诸生》演说中,张謇希望学生们“常读常作、通贯国文”,做一个学贯古今的饱学之士。他也承认学生学习能力的差异性,认为,“孔子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”;但也批评忽视国文的现象,认为,“国文为通各科学之精神,算术与之并重”、“国文必期适用于美术、国文有别于美术”,国文教育最终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办事之才,从而奠定了国文教育的基础性地位。

(作者单位:江苏省档案局办公室)

(原载《张謇研究》2018年第4期)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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